我覺得現在的現實社會和網絡社會有一個非常大的反差。如果從網絡上看，你就會覺得明天可能發生革命，後天中國就會大亂，再後天人民币一錢不值。但是看現實社會，你會發現，到處都在旅遊，商場的貨物琳琅滿目，購物的人熙熙攘攘，人們的生活欣欣向榮。我們的生活發生了非常大的改變，轎車進入家庭是過去做夢都不敢想的，但十幾年間美夢成真。從1952年到2010年，中國人均GDP由50美元達到4200美元，國家GDP由300億美元發展到将近6萬億美元。我們的發展速度如此之快，使得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迅速提高，中國已經從“東亞病夫”的狀态中走出來了。

在最近的200年中，我們取得了曆史性的成就。從1840年林則徐禁煙開始，一直到1949新中國成立這100年時間，先進的中國人，從林則徐、洪秀全、康有為到孫中山，再到毛澤東，所有先進的中國人追求的理念都是“救中國”這三個字。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2050年，這100年的使命是“複興”。在前100年裡，我們曆經坎坷，吃了很多苦，遭了很多罪，也走了很多彎路。後100年也是這樣，我們的社會主義發展也經過了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也是走了很多彎路的。但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我們今天還是取得了重大成就。面對今天的成就，我們難以想象，百年前上海灘曾經豎過“華人與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曆史的選擇

我們用100年的時間完成了中國的進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曾崇尚過各種思想主義，但最後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是馬克思主義，這是曆史的選擇。

第一，近代中國執着的探索

我們有過多次嘗試，但是屢屢失敗。洪秀全的太平天國是要用中國化的基督教來改造中國，最後證明那是行不通的。所以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最有利的旗幟，就是保衛中國的文化。後來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提出以洋務自強，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興起洋務運動。洋務運動用了30年時間，發展産業、發展科技、發展教育，想要産業救國、科技救國、教育救國。最後，甲午戰争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這标志着洋務運動的徹底失敗。戊戌維新想要中國走君主立憲制的道路，結果也是以失敗告終。

舊中國的問題出在制度上，要改制才能救中國。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從制度層面改造中國，推翻了封建統治。但是革命果實被袁世凱篡奪了。袁世凱1912年死後，我們還嘗試了12年共和制，結果軍閥混戰、生靈塗炭。那幾十年，各種嘗試都不成功。五四運動興起，從“制度層面改造中國”發展到從“思想文化方面”改造中國，精英們提出要徹底抛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那一套。其實，當時的思想是有些極端的，措施也過于激烈。

第二，中國共産黨發展的艱辛

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當時社會主義是邊緣性的思想，沒有人信服它，梁啟超認為搞不成，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後，孫中山也認為搞不成。因為他們認為，中國不存在成功的建立共産主義或者蘇維埃政府的條件，連共産國際的代表都同意這個看法，這實際上反映了當時共産國際和蘇俄的領導人斯大林、列甯等的意見。

1921年中國共産黨的成立，隻是當時中國社會300多個政治團體又多了一個黨派而已。當時的中國，每天成立的政治組織和每天解散的政治組織一樣多，誰都不知道這個新成立的黨能持續多長時間，甚至連參加者都不知道。

諸位早期的共産黨員其實也不是很重視“一大”。比如，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最年輕的一位是北京小組成員劉仁靜，當年才19歲。當年“一大”召開，李大钊要為北大教職工向北洋政府讨薪，所以不能去。當時北京小組還有資深黨員鄧中夏，但是鄧中夏也沒去。他要到南京參加中國少年學會的會議，沒有時間去上海。其實這些理由都是非常荒誕的。如果他們真的認為“一大”很重要，李大钊怎會放棄“一大”而去讨薪？鄧中夏怎會選擇到南京參加那個相對比較成熟的、年年召開的年會？他們都不去，所以在北京最後這個莫大的光榮就這樣曆史的落到了劉仁靜的頭上。雖然最後劉仁靜被黨開除，但不管什麼時候介紹中共“一大”，13位代表一被展示出來，劉仁靜就赫赫在目。但中國共産黨絕不是命運的幸運兒。這些當年參加建黨的人，有誰知道這個黨28年後會奪取全國政權呀？所以黨剛一成立，走的走散的散。1921年7月底建黨，1922年陳公博脫黨，1923年李達脫黨，1924年李漢俊脫黨，1924年周佛海脫黨，1927年包惠僧脫黨，1930年劉仁靜被黨開除，1938年張國焘被黨開除。另外，還有在後來革命中犧牲的，王盡美1925年病逝，鄧恩銘1931年犧牲，何叔衡1935年犧牲，陳潭秋1943年犧牲。這13位代表，從頭走到尾的就毛澤東、董必武兩個人。從這一點我們就能看出這個黨的發展是何其艱難。所以，她絕不是一個命運的幸運兒，她的每一個發展和成功都來之不易。

艱苦鬥争中的指路人

第一，居功至偉的毛澤東

這樣一個黨，能夠從中國政治舞台的邊緣走到今天，影響以至改變世界格局，毛澤東居功至偉。這個人物與新中國、與中國共産黨緊緊地連在一起。雖然他在指導經濟建設時也曾有過一些失誤，但是我們從整個中國共産黨的曆史，從整個新中國的曆史來看，這個人所起到的作用至關重要。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曾講，如果沒有這個人，我們可能至今還在黑暗中摸索。

毛澤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根本的問題，也就是“中國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成功”的問題。如果不看毛澤東1928年寫于井岡山的那篇文章，我們自己回答一下“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成功”這個問題。答案很可能是：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光輝指引；第二，中國共産黨的英明領導；第三，廣大人民群衆的衷心擁護；第四，工農紅軍的英勇奮戰；還有第五、第六等。這種經驗式的、教科書式的回答比比皆是。當我們回答完這個問題之後，再回過頭去看毛澤東的回答，你就會覺得，如果當年毛澤東像我們今天這樣想，估計中國革命可能就不會成功了。當人們按照革命的一般理論在推斷革命發生不發生、成功不成功的時候，毛澤東卻在尋找革命的特殊規律。毛澤東認為，一個國家在白色政權包圍之内，可以有一小塊或者若幹小塊紅色政權區域長期存在。這是世界其他國家從來沒有嘗試過的。毛澤東說，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随着另一種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争。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最關鍵的不是馬克思主義、共産黨領導、人民群衆擁護，而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争。毛澤東同志把中國社會看透了。後來的鄂豫皖蘇區、湘鄂贛蘇區、川黔蘇區、湘鄂西蘇區，都是在各個白色政權結合處。紅軍長征時，我們又充分利用了蔣介石與廣東軍閥陳炯明、廣西軍閥白崇禧、湖南軍閥何建、貴州軍閥王家烈、四川軍閥劉湘、雲南軍閥龍雲之間錯綜複雜的矛盾。

為什麼在中國可以搞工農武裝奪取政權，而在德國搞不成？為什麼在中國可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城市，而在日本根本沒這可能？關鍵就是中國的白色政權四分五裂。所以毛澤東後來講，我們隻需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争是持續不斷的，則紅色的存在和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當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病體，毛澤東把住了這個病體的脈象。如果說我們以前是有病亂投醫的話，毛澤東現在開出了一個管用的方子。這個方子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不把中國社會認識透，這種結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經常講，毛澤東從來不是共産國際指定的接班人，也不是黨的上一屆領導人指定的接班人。毛澤東曾經講，真正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衆鬥争的大風大浪中成長發展起來的。

毛澤東同志不是神，也會有犯錯的時候。他最了不起的地方，不是他不犯錯誤，而是他的思維極富曆史自覺。什麼是曆史自覺呢？第一，對社會運行規律有深刻理解。第二，對曆史發展前景的主動營造。毛澤東一輩子不甘心被命運左右，一輩子都在主動營造，這是他身上最珍貴的東西。

第二，德高望重的朱德

朱德同志原來在滇軍當兵，已經當上主将了，卻一門心思要加入中國共産黨。這就是曆史自覺在推動他，讓他一定要幹一點大事。

他到上海找陳獨秀，陳獨秀婉拒了他，因為陳獨秀把朱德當做軍閥了。朱德在國内入不了黨，就從上海跑到巴黎，想在巴黎加入中國共産黨。到了法國，才知道巴黎支部的負責人周恩來去了德國。于是朱德又追到德國。朱德同志為了入黨，從上海跑到巴黎，又從巴黎跑到德國，終于如願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朱德回國後，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參加起義時，朱德地位很低，所帶兵力隻有一個營，大約500人，而且年齡偏大。起義部隊南下，這500人幾乎跑光了，朱德成了名副其實的光杆司令。後來陳毅講，朱老總在南昌暴動的時候地位并不重要，也沒有人聽他的話，大家隻不過尊重他是一個老同志罷了。在整個南昌起義過程中，朱老總就扮演一個打雜的角色，不是開路，就是殿後。五六天後，朱德帶領部隊完成了阻擊任務，把部隊收攏了，準備南下與主力會合。可是，這時南下的主力軍全軍覆沒了，領導人也分散了，周恩來、聶榮臻去了香港，賀龍回湖南，劉伯承去了上海，葉挺去了南洋。一瞬間，整個南昌起義部隊隻剩三河壩留守的那2000多人。當時大家說散了吧，第一個站出來反對的就是朱德。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時，朱德說他有辦法，于是大家就勉強跟着他了。

八一南昌起義時，士兵們都穿着短衣短褲，跟着朱德走到10月底，依然是短衣短褲，而且還不知道未來會怎樣。于是隊伍越走人越少，走到江西安遠時，隻剩800人了，隊伍面臨一哄而散之勢。朱德沒有動搖，他在整編大會上堅定地說，大革命雖然失敗了，我們起義軍也失敗了，但我們還是要革命。同志們要革命的就跟我走。俄國1905年革命失敗，1917年他們就成功了。我們今天就是俄國的1905年，我們一定會迎來我們的1917年。

後來據留下來的同志回憶說，我們當時站在下面，誰都不知道俄國人的1905年是怎麼回事，但是大家從朱德這種充滿激情的信心中，感覺到了信仰的力量。陳毅後來回憶，朱總司令在最黑暗的日子，在群衆情緒低到零度，灰心喪氣的時候，指出光明前途，給大家以信心，這就是總司令的偉大。這800人誰能夠想到二十年之後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威風呢？但是每一個自願留下的人，從朱德身上都感覺到了革命一定勝利的信念。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時，排列十大元帥之首的朱德，十大元帥之三的林彪，十大元帥之六的陳毅，還有排列十大将之首的粟裕，1927年10月都站在這800人的隊伍裡面。這800人奠定了中國共産黨埋葬蔣家王朝的基本班底。這是朱德的重大貢獻，朱德從此成為中國人民工農紅軍、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人。解放以後，譚政同志回憶說，假若朱德不能把南昌起義隊伍帶上井岡山，我們井岡山秋收起義的隊伍隻有一點力量，很難存在下去。八一南昌起義隊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能夠保存下來，朱德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

第三，全黨的典範周恩來

周恩來終身從事的工作，就是把黨内力量聚焦起來。

1934年長征之初，毛澤東曾經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帶領一三軍團和紅九軍團的20師留下來，堅持蘇區的鬥争，最後歡迎中央再回來。當時他可是低估了蔣介石剿滅江西紅軍的決心。這封信交給了中央主要負責人博古手中。博古當時很年輕，不知道怎麼辦，于是他把信交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看完信，帶着三個警衛，連夜騎馬從中央所在地瑞金趕到毛澤東的住處，與毛澤東徹夜長談。那天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談話的内容沒人知道，但是，毛澤東在談話後就決定和大部隊一起走了。這個決定改變了中國的命運。這是周恩來對中共黨極為重大的貢獻。

長征途中周恩來與博古也曾有一次重要談話。遵義會議開過以後，博古不适合再擔任黨的主要領導，要讓張聞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願意把權力交出來。所以，周恩來與博古徹夜長談。周恩來對博古講，你我都是留過洋的，我們這些留過洋的人對中國的情況都不是那麼了解。自從我領導的南昌起義失敗，我就知道中國革命靠我們這些人搞不成，我們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國的人。毛澤東就是這樣的人，他懂中國。我們共同幫助毛澤東，把中國革命搞成功。第二天一早，博古把全部權力交到中共中央。在後來毛澤東與張國焘、與王明的鬥争中，博古也堅決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博古後來說，周恩來那一席話影響了他的一生，中國革命确實一定要由一個懂中國的人來搞。

中國共産黨的領袖集團是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這樣的領袖的結合，他們相互彌補，彼此完善。他們都是偉人，但并不是完人。他們互相之間也會有分歧，也會有意見。不像現在所拍攝的領袖電視劇那樣，毛澤東不出來誰都不出來，毛澤東一出來大家都跟着出來。毛澤東不說話大家都不吭氣，毛澤東一說話大家都贊同，都争着去執行。我們黨是一個生機勃勃的黨，領袖之間的矛盾是難以避免的，意見分歧，方法觀點不一樣的比比皆是。但是，這些并不影響中國共産黨的偉大。他們依然是一個中國共産黨完整的整體，而他們之間的鬥争，他們的矛盾，正是形成黨的生命力的重要前提。中國共産黨正是依托這樣一個生機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體，才能夠戰勝中國近代史上空前強大的蔣介石集團。

蔣介石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物。美國有一位著名作家寫《蔣介石傳》，他說蔣介石幾乎具備成為曆史偉人的一切要素。他的思想、他的意志、他的手段、他的實力幾乎一切具備，隻欠缺最後一點運氣。我認為用運氣差來解釋他的失敗是不夠的，但是這位作家講的另外一句話我是很贊同的，他說，國民黨的确有些好故事，但共産黨的故事更好。國民黨打了敗仗就散了，共産黨打了敗仗卻可以不屈不撓，繼續奮鬥，一往如前。我覺得這就是雙方的差距。

艱辛而殘酷的革命曆程

人必須要有理想，沒理想的人走不遠，沒有理想的人就是行屍走肉。革命時期，共産黨人前所未有的為理想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我們黨曾經在1927和1934年遭遇了兩次重大挫折。世界政黨史上，從沒有哪一個政黨像中國共産黨這樣，領袖集團一層層被強大的敵人清除掉，再換一批，再被清除掉，然後再換一批，一直前仆後繼，百折不撓，這種情況真是前所未有。當然，其中也有因為大革命失敗而犧牲或是叛變的。

大革命時期犧牲的中國共産黨最高領導人是羅亦農。他是政治局、組織局主任，相當于是今天的政治局常委，被朱德的前夫人賀治華出賣。賀治華做過朱德的夫人，與朱德同志生了一個孩子，後來離開了朱德同志，與黨内另外一個叫霍家新的人結婚。大革命失敗後霍家新、賀治華希望出國定居，他們為了兩張到德國的護照和3000美元獎金，就把政治局常委羅亦農給出賣了。當天羅亦農在家裡被捕，他回家是約了小平同志談話的。小平同志晚到了幾分鐘，幸免于難。所以我說，1927年那幾分鐘就決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事業，否則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在1927年就夭折了。這些領導人們都是艱苦鬥争中的幸存者，都是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他們革命到底的決心和意志，絕非是我們今天所能想象的。

1927年革命的失敗是殘酷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叛變了，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了，這都是政治局以上職務的叛徒。1934年紅軍長征時，中央軍區參謀長龔楚叛變，紅十六軍軍長孔荷寵叛變，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閩浙贛省委書記曾洪易叛變，閩北分區司令李德勝叛變，閩贛分區司令宋清泉叛變。高級領導幹部叛徒比比皆是。革命就是大浪淘沙，中國革命風太高、浪太急，能堅持到底實在不容易。

張國焘與毛澤東都極富領袖氣質。首先，兩個人都是青年知識分子出身。第二，兩個人都非常好地完成了知識分子與工農群衆的結合。毛澤東的影響力在中央蘇區，張國焘的影響力在鄂豫皖蘇區。第三，這兩個人的共同特點是都想撇開共産國際。中共“一大”、“二大”、“三大”、“四大”、“五大”、“六大”，張國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張國焘在中共黨内的資格，除了陳獨秀，誰都蓋不過他。毛澤東卻長期遊離于中共中央核心層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會議，才被增補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所以，毛澤東在中共黨内的資格，跟張國焘是無法比的。但是，張國焘這麼一個極具領袖氣質的人物，1938年竟然叛變了。周恩來與張國焘長談，但是這次談話卻失敗了，沒能說服張國焘。今天來看張國焘的出走，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說在延安一山不容二虎，他與毛澤東的矛盾太深。張國焘叛變後，做了戴笠的辦公室主任，告訴戴笠很多中共黨内的派系鬥争，幫助戴笠搞垮中國共産黨。1949年中共獲得全國勝利，張國焘跑到香港，後來從香港跑到台灣，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倫多的養老院。

張國焘一生最輝煌的時刻，應該是1935年6月一、四方面軍會合的時候了。他騎着一匹白色的駿馬，在十餘騎警衛簇擁下飛馳而來，毛澤東率領政治局全體委員走出3裡路，于蒙蒙細雨中恭候。當時，毛主席對張主席的資格、資曆、經曆、實力給予了極大的尊重。張國焘很感動。但之後張國焘發現，中央紅軍人數很少，而且衣衫褴褛，槍支長短不齊，沒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後，最後一門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裡面了，中央紅軍一門重火力炮都沒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這在今天屬于步兵輕武器。所以，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就出現了問題，四方面軍8萬人，中央紅軍1萬人。張國焘對遵義會議的合法性産生了質疑。事實上，一、四方面軍分裂不是因為政治的原因分裂，而是因為力量失衡。對于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今天有些描述寫的很輕易：張國焘南下，走向失敗，走向黑暗；毛澤東北上，走向勝利，走向光明。其實，當時毛澤東把一四方面軍分裂和被迫北上稱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敗還要黑暗。

毛澤東很難判斷自己這7000人到底能堅持多長時間，他甚至準備把這7000紅軍打散，做白區地下工作，後來幸虧發現了陝北根據地。到陝北一看，紅二十五軍已經把陝北完全控制了。紅二十五軍是原來張國焘的勢力。而陝北正在搞肅反擴大化，紅軍的高崗、劉志丹、習仲勳都被抓起來了。當時紅二十五軍的軍長徐海東，他如果聽張國焘這個僞中央的指揮，那中共中央真是毫無希望了。毛澤東給徐海東寫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過難關。因為這時中央紅軍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經完全破産。當然借錢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試探徐海東的态度。徐海東接到信，把軍中供給部長叫來問：我們還有多少錢。供給部長告訴他，我們還有6000多大洋。徐海東吩咐：我們留1000就行了，給中央紅軍5000大洋。是給，不是借。還附了一封信，表示紅二十五軍完全服從中央紅軍指揮，毛澤東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他後來多次提到，徐海東是于中國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 徐海東在那個關鍵時刻，聽張國焘的指揮，那中央紅軍就一點希望都沒有了。

中國革命的勝利過程，遇到了多少急流險灘呀！所以毛澤東同志對徐海東同志褒獎有佳。徐海東同志一生受傷9次，由于嚴重傷病，沒有能夠參加解放戰争。1955年授銜時，徐海東同志講，我不授銜也可以，因為解放戰争我沒有參加。但是毛澤東堅持給徐海東授銜，而且授大将，地位僅次于粟裕。

下面，我們再來介紹一下陳赓。

陳赓是黃埔一期畢業學員。蔣介石最欣賞黃埔一期的學生，陳赓就是所謂黃埔三傑之一，東征時出任步兵連連長。後來，蔣介石把陳赓這個連調為總司令部警衛連。這樣陳赓就成了蔣介石的貼身衛隊的衛隊長。有一次東征軍與廣東軍閥林虎作戰，林虎的部隊攻擊非常猛，把黃埔軍全部打垮了。戰場形勢急速變化使蔣介石來不及撤退，處境非常危險，眼看敵人已向他沖過來，蔣介石準備拔槍自盡。此刻陳赓沖了上來，他背起蔣介石便跑。救了蔣介石一命。由此可見陳赓與蔣介石關系之深，以及蔣介石對陳赓的欣賞。但是陳赓最後棄蔣而去，因為他認為蔣介石不是真正的革命者。陳赓離開蔣介石後到蘇聯學習，從蘇聯學習回來就到上海搞地下工作，然後又轉到張國焘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出任紅軍師長。在一次作戰中身負重傷，鄂豫皖蘇區無法救治他，隻好把他秘密送到上海，在我們黨控制的醫院秘密治傷。他到上海恰逢顧順章叛變，顧順章把中央的聯絡點全部供出。于是，國民黨沖到醫院抓人。陳赓腿上有傷跑不掉，也被抓了。蔣介石一聽說把陳赓抓了，馬上去看他。陳赓卻不想見他，他抓起床邊一張報紙，擋在臉上。蔣介石最後隻好苦笑一聲走了。臨走之前跟身邊人講要給他治好傷。我們今天總是說，陳赓是在上海地下組織的幫助下得以從上海脫逃，其實更客觀一些說，應該是蔣介石放了陳赓。蔣介石一輩子殺共産黨人無數，唯獨放了陳赓一馬。這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底線，你救我一命，我還你一命。這條底線蔣介石也是不能逾越的，逾越了，蔣介石對他的下屬、對曆史也是無法交代的。

可以說，近代以來沒有哪一個政治團體，像中國共産黨這樣擁有如此衆多為了心中的理想抛頭顱灑熱血，前赴後繼、義無反顧，舍生忘死的奮鬥者。他們不為官、不為錢、不怕苦、不怕死，隻為主義，隻為信仰。沒有一批這樣的人，中國共産黨不可能建黨28年就奪取全國政權，這個軍隊不可能建軍22年，就能有百萬雄師過大江的氣勢，它的力量首先來源于它的信仰，來源于一批這樣的人的獻身。

縱觀新中國成立的過程，一方面曆史給中國共産黨的磨難超過給所有其他政治團體的磨難，但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新中國成立時中國共産黨黨員烈士有370萬。這就是蘇聯、東歐一系列社會主義紛紛垮台，而中國社會主義巋然不動的原因。蘇聯是一夜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東歐是在蘇聯坦克幫助之下建立的，他們這種社會主義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我們的社會主義穩固性完全相反。我們有那個艱苦年代鍛煉出來的一批人，最有獻身精神的鬥士們維護着穩定。中國共産黨最大的價值，就在于它擁有這樣一個團體。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進

第一，永遠不能脫離群衆

我們當年為什麼取得成功？我們的力量根源到底在哪裡？劉少奇同志曾講，我們共産黨什麼都不怕。美帝國主義我們不怕，蔣介石的飛機大炮我們不怕。但是共産黨怕一件事情，就是怕脫離群衆，脫離群衆就會像希臘神話裡的安泰一樣，在半空中被敵人勒死。希臘神話中的安泰所向無敵。他的秘密就在于大地是他的一切能量之源。他隻要牢牢的站在大地上，不管跟任何人搏鬥，他的大地母親都會從地下給他提供能量，誰都弄不死他。後來赫拉克勒斯發現了這一點，于是，花言巧語靠近安泰，突然之間把他抱起來，讓他脫離和大地的聯系，在半空中把安泰給勒死了。

今天，我們的黨就要注意這一點，我們一定不要被别人抱起來，或者我們一定不要自己把自己抱起來，脫離跟大地母親的聯系。我們一定要牢記過去是靠什麼取勝的。國民黨将軍杜聿明評價淮海戰役時講到，粟裕的部隊隻有10萬人，可是後邊跟了40萬、50萬農民，推着小車運傷員、運彈藥、運糧食、運給養；而我們30萬部隊從徐州出來，走過村莊老百姓早就跑的精光，所有的糧食全都埋起來，水井全部填掉，你說我能不失敗嗎！

今天如果丢開這些力量根源，我們怎能奪取未來的勝利呢？中國的紅色政權還能不能存在，還将怎樣存在，我們一代代人還将回答這個問題。尤其在今天，我們經常提到信仰問題。毛澤東講，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做主張。這難道不是毛澤東的信仰嗎？鄧小平同志講，我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我深深地愛着我的祖國和人民。這難道不是小平同志的信仰嗎？不僅僅隻有中國共産黨人有堅定的信仰。張學良将軍就曾講，我是個愛國狂，國家要我命，我立刻就給，要我腦袋拿去就可以。從毛澤東、鄧小平到張學良，他們被中華民族的曆史深深銘記，因為他們有這樣一種愛國情懷。這也是我們共産黨人安身立命的根本。

第二，培養健康的精神氛圍

去年，台灣的龍應台寫了一本《大江大海1949》，很受歡迎。我認為她的觀點有問題，我有意見。但是，讓我更有意見的是，她的忠實讀者中竟然有衆多的是我們年輕的政府官員，還排着長隊哽咽着請龍應台簽名。我覺得，他們連基本的是非觀都沒有了。

《大江大海1949》這本書的核心觀點，就是中國共産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必須向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道歉。因為這場内戰，使多少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有家不能回、隔海相望。龍應台寫的很有人情味，但是龍應台忘了最根本一點，就是龍應台的父親也是國民黨的軍官，而這場内戰正是國民黨發動的。1945年、1946年時，中國共産黨人充滿了建立聯合政府的夢想，毛澤東當時都準備把辦公地點由延安搬到淮陰了。因為他覺得搬到淮陰離南京近，将來開會方便。共産黨是想搞聯合政府，通過議會鬥争來平衡國民黨的力量，但是國民黨不願意和共産黨搞聯合政府，蔣介石堅持打内戰，消滅共産黨。内戰失敗後，國民黨撤退時把大陸的黃金席卷一空，卷到海外。可是，龍應台不讓她的父輩的那個集團對海峽兩岸的中國人道歉，卻要讓新中國政府對海峽兩岸中國人道歉，這很有問題。

很多方面都能讓我們體會到，現在最基本的是非觀正在喪失。比如，有一位非常著名的記者，他的父親還是個長征老幹部。他卻在宣揚一種觀點：長征是敗落逃亡，真正原因不是什麼革命理想高于天，而是殘酷的适者生存的法則。可是有很多國家的青年，正在重走長征路，因為今天的長征路線已經完全超越了國共内戰，超越了共産黨的意識形态，變成了人類不屈精神的象征。這條道路成為了人類共同的精神财富，可是我們自己卻有人在批判它、貶低它。

我們來看看美國好萊塢文化。

好萊塢總是願意表現美國的英雄主義的情結，所有好萊塢男影星們都是因扮演硬漢而出名。再來看看我們中國，這些年我們推出了一批明星，很多都是笑星。回顧中國近代曆史，過去我們是東亞病夫，現在站起來了。但今天，我們是物質站起來了，精神卻正在垮下去。引用肯尼迪講的一段話：評判一個國家的品格，不僅要看他培養什麼樣的人民，還要看他的人民選擇對什麼樣的人緻敬，對什麼樣的人追懷。我們今天對什麼人緻敬，對什麼人追懷呢？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警惕。一個在北京學習的美國學生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周圍的中國同學總在罵自己的先人。我們美國人從來不罵我們的先人，華盛頓、林肯、富蘭克林，他們全是英雄。美軍的麥克阿瑟，剛愎自用、惟我獨尊，在美軍内部争議極大。麥克阿瑟在世的時候，反對他的人非常多。但是，麥克阿瑟死後，今天的五角大樓裡到處都是麥克阿瑟的紀念品，他戴過的軍帽、叼過的煙鬥、用過的鋼筆、穿過的軍裝、靴子，等等……。他們認為英雄們都是完美無缺的，他們在營造那種氛圍。

反過來看現在我們國家，似乎把所有的一切都關注在物質上，我們的精神呢？精神依托在哪？我們沒有英雄嗎？我們從苦難中走來，獲得了這樣的輝煌，我們産生了多麼大的一批英雄呀！我們到黑龍江的黑瞎子島上，那裡邊防四團的團長告訴我們，他們經常因為中俄要談判而過境。在那裡他最大的震動就是在俄羅斯無名烈士墓前，看到俄羅斯幼兒園的老師在給一群小朋友講烈士的故事，他看見老師哭、孩子哭，大人小孩哭成一團。其實幼兒園的小孩三四歲懂得什麼。孩子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關鍵是老師掉淚，孩子們看見老師掉淚，孩子們也跟着掉淚。俄羅斯有一批能夠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的老師，所以他們能夠培養出優秀的孩子來。俄羅斯的孩子們從小就知道在無名烈士墓前掉淚，青年夫婦結婚必向無名烈士墓獻花，這是他們一個固定的程序。這些都是在營造那種英雄的、愛國的氛圍。

我們現在一定要明确，不能企圖用物質取代精神。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英雄主義的熏陶，民族精神的養育，曆史文化的傳承，都是必須的。它不僅是在時代變遷過程中迎接思想文化挑戰的一個有力武器，更是通過心理認同、曆史認同實現國家團結統一的堅實基礎。今天的中國正在高速發展，但是各地發展差異很大。東、西部，南、北方差異很大。同一個地區内，領導、被領導，藍領、白領差距很大。差異要産生矛盾，矛盾要産生沖突，沖突會引發危機，危機要導緻分裂，會往“散”的方向走。我們如何擺脫這個命運呢？今天，我們中華民族要實現真正的複興，就一定要發掘我們的共同點。否則，我們真的會四分五裂。我們必須發掘出我們的共同點，并且維護它、培養它、擴大它，形成中華民族緊緊凝聚的核心。

我們今天正處在發展的關鍵點，我們取得了極大的成就。從1840到2050年，中華民族命運在這200年内發生了何等波瀾壯闊的變化，而這個變化又是多少代人流血拼搏、犧牲奮鬥的成果。對于我們來說，真正認識這些驚天動地的偉大事件，才能使我們真正站在前人的肩膀之上，避免幼稚、浮躁與淺薄，走向沉穩、厚重與成熟。民族的凝聚力是那麼多中國人犧牲奮鬥而得來的，我們今天絕對不能把它丢掉，隻有在這個基礎之上，才能真正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