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為《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五經”為《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四書”之名始于宋朝,“五經”之名始于漢武帝。“四書五經”不僅是儒家經典著作,還很大程度上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在中國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地位極高。
“四書五經”的開篇,看似平淡無奇,其實提出的都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命題,提供的是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最高依止,乃真正的精華所在。
“四書”開篇
《論語》開篇——修養法則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朱熹對此章評價極高,說它是“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因為這平實的幾句話所承載的,正是中國人幾千年來所追求的真正修養。人的自我超越與世間修行,都要以此為基本。
“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既是講學習之道——經常溫習、反複琢磨、嚼爛吃透,是學有所得、内化于心的不二法門。延伸到做人則就是經常自省和反思,正是不可或缺的修養之法,乃慎獨的基本功夫。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最直接是說君子之交,以心相交而不是以利相交,才能長存心中,不想起卻從不忘記,在歲月中緩緩流淌成久遠。延而廣之,這更是一種與人為善的态度,對人與人之間和諧的追求,四海之内皆兄弟,不論相隔多遠、關系親疏,見了來了,都是好友親朋。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這句話也不簡單,關鍵在“不知”二字上。可以理解為無心——冒犯和傷害如果是無心的,便不必生氣,這是寬容;也可以理解為無知——世間種種人的不堪,說到底都是因為不明大道,智慧和境界不夠,自己也受着其中的苦,其實都是可憐的,若生氣隻能說明自己也是這樣的層次,真正的君子隻會悲憫,這是慈悲。
清代學者胡文英說莊子:“開口就說沒要緊的話,人往往竟當作沒要緊看。”孔子,何嘗不是這樣。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開口就問你奔波千裡而來,可以對我的國家有什麼利處?孟子則開口就回答了這一句。
簡單的一句,提出的卻是儒家的重大命題,乃至中國文化幾千年來的重大命題——要仁義,還是利益?
這是一道難度極大的選擇題,以至于幾千年來,沒有幾個人能真正選好。所以“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的輪回才不斷上演。老子的那句話如同預言也如同注解——“天長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走得太遠,以至于忘記了為什麼而出發。人在局中迷的太久,陷的太深,也終究會遭遇“價值”二字的逼問。
這個時候,我們隻能回到源頭去尋找,注定要回到先賢所安立的起點,重新抉擇。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開篇的三個詞,就是整部《大學》的“三綱領”,也是真正之修身的三個主要過程。
所謂“大學”,大人之學。研習大學,意味着心理成人的開始,開啟光明大道的修行。三綱領,就是三項總要求。
“明明德”,張揚内心的光明品性。“人之初,性本善”,人心本來光明。守住或回到這種光明,是修身的真正開始。
“親民”通“新民”,意為不斷改故向新、自我求新,在修身就是棄舊圖新、去惡從善,這是“明明德”的方式。人要通過更新自我、刷新成就,去成為更好的自己。
“止于至善”,達到最好的完美境界,這是“明明德”和“親民”的目标。完美和極緻注定隻是一個理想,永遠不可能達到,所以君子修行、大道之行永無停歇。雖無止境,你卻實現了不斷成為更好的自己。
“明明德”是内心源點,“親民”是努力過程,“止于至善”是方向的燈塔。這是唯一的光明正道,而走在這條路上,本身就是一種圓滿。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北宋楊時說,這是全篇的要領。南懷瑾說,這三句話是影響幾千年來中國文化最大的東西。《中庸》高深,開篇三句說的更是大本大源。
“天命之謂性”。錢穆說:天命所與你的,就是人之禀賦,這就叫做性。人受了此性,這就在人之内有了一份天,即是說人生之内就見有天命,這不就是通天人了嗎?
“率性之謂道”。因為人負天命,所以遵循天性,便是人生大道、自然大道。合乎人性,都是道;違背人性,就非道。太多人卻早已忘了自己的天性是什麼。
“修道之謂教”。上天賦給人善良的本性,順此發展,擇善而秉持,在實際生活中修養及印證,将一切蔽障完全除盡,恢複本來的光明正大,這就叫做“教”。
守得住性,把得住道,做得成教,就是那條天人合一之路。
“五經”開篇
關關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詩經》開篇便是《關雎》,寫的是男女之情,充滿了真摯和純粹。真摯和純粹則正是整部《詩經》最重要和珍貴的東西,無論所寫所唱的是何種情愫。所以《論語》中孔子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莊子》中說:“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思無邪”正是那種精誠之至,所以才那樣動人。很多人以為這是藝術的,其實更是哲學的,因為它為我們指出了那個最核心的東西——誠。誠于自己,就是純粹;誠于他人,就是真摯。自誠誠他,就是直道而行的真人。
将這種藝術性和哲學性融合的最好的四個字,正是“不忘初心”。而最終,我們的思都邪了,我們的人都假了。
赤子之心,赤誠為人。這就是最好的性情。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将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作為上古曆史文獻,《尚書》開篇所說就是堯舜禅讓之事。這是一個偉大的寓言,隐喻着中國政治的最高理想——聖王政治。
何為聖王政治?内核不過就是十六個字:能者居之,以德服之;天下為公,世界大同。
孔子每每回望那個聖王時代,老子也夢想回到曾經的結繩記事之時。有個詞叫“人心不古”。不古的事情,其實已經太多太多。
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辭。
《禮記》是禮儀之書,禮儀關乎的則是教養。一個人是否有教養,體現在他的精神面貌和言行舉止。《禮記》開篇這九個字,所說的正是一個有教養的人,他的整體狀态和表現——待人恭敬有禮,态度端正穩重,言語溫和沉靜。
外教養,内修養。有修養的人發之于外,就是言行舉止的教養;言行舉止往有教養上靠,熏陶的就是自己的修養。
這需要從生活中每一個細節去做。《禮記》開篇九個字,給出的則是大方向。
元亨利貞。
《易經》開篇是乾卦,乾卦卦辭是“元亨利貞”。對中國文化的最高概括是“道德”二字,“元亨利貞”則同時包含大道至德。
乾卦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道剛健,人道進取,便是其中大道。
乾卦文言傳說:元,衆善之首;亨,美的會合;利,義的體現;貞,做事的根本。元、亨、利、貞,是君子的四德。
君子得此大道與四德,元、亨、利、貞便正是人生成功的四個階段——合于善,是最好的開始;集合美,路就亨通;講究義,就能得利;保持這些,事業就能穩固。
《易經》以乾坤兩卦為基礎和終極,而乾卦居于開始。之所以如此,其中的分量,開篇四個字,已足以說明。
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是中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自魯隐公元年開始,記載了從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共242年間的史事。開篇第一句看上去隻是簡單的編年紀事——魯隐公元年,春天,正月。背後内涵卻大有玄機,曆來衆說紛纭。
解釋《春秋》的“三傳”,隻有《公羊傳》對這句話有解釋。就是在這段解釋中,第一次出現了一個對中國曆史極為重要的概念——“大一統”。
翻開中國曆史,“大一統”始終是最大的發展趨勢——春秋戰國統一于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統一于隋唐,之後的宋元明清都是大一統王朝,一直到今天的共和國。《三國演義》開篇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真是對中國曆史最好的概括,而“合”才是那個根本的動力所在。
中國人骨子裡有着根深蒂固的大一統情結,國家統一、和平安甯始終是中國人最深的願望。這一切的源頭,就在《春秋》開篇的六個字裡。
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這種筆法又被稱為——微言大義。
所謂開宗明義,四書五經的開篇,都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一書的主旨,足以稱一書的精華,也是中國文化的精華。無論對于讀經典還是學習中國傳統文化,都尤其值得重視。
所謂經典,越看似平凡的地方,往往越不平凡。